近期，亚洲杯小组赛全部结束，中国男足最终排名第18位，刷新历史最低纪录。另一方面，近年来县域群众性足球比赛“村超”爆红，引发人们的热议与思考：中国足球到底如何才能重新起航？本文回顾足球运动在广东梅县的发展史，为思考中国足球如何走出本土发展道路，提供一种思路。
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足球之乡”梅县作为客家文化中心的地位再度凸显，足球也重新成为梅州地区乃至客家文化的重要象征。现征战于中超联赛的“梅州客家”足球队，在成立之初即使用这一队名，充分体现了足球运动与地方文化认同之间的密切关联。本文对梅县足球历史的探询，既是试图建立当下与过去之间的连接，也希望借此一窥近代以来西式体育运动在中国的复杂境遇。
首先，足球运动在梅县地区的普及和推广，是全球化背景下西式文化向非西方地区扩散的一个实例。西式体育运动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过程，是“西学”“西物”全球流动这一整体图景的组成部分。足球作为英式体育的代表性项目，其所蕴含的健康观念、规则意识和团队文化，获得了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相当一部分新式精英的认可。足球在新式学校中的流行，体现了新式精英对于现代性事物的接纳。
与叶剑英在梅县求学期间参与足球运动类似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民初分别于长沙、天津和成都就读于当地新式学校时，接触和参与足球运动。赴法勤工俭学的邓小平，亦在工读过程中对足球产生浓厚兴趣。梅县虽并非中心城市，但因人口流动、资讯传播和制度变革的缘故，同样处在文化互动和社会转型的进程之中。足球运动在梅县的起步与发展，首先得益于近代全球化背景下新世代地方精英的成长及其文化认同的确立。
其次，梅县足球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发展，与同时期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形成共生互动的关系。北伐后的国家整合进程，虽在国内政争不断和中日矛盾升级的各种风波影响下屡受挫折，但国家政权对体育事业前所未有的重视，搭建和完善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竞技体育平台，从而为体育运动在地方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环境。
梅县足球运动的兴起，契合了“地方自治”“抗战建国”等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服务于地方军政官员的政绩生产机制，长期获得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和资源投入，甚至获得县域以外高层政治人物的关注和肯定。政府以“置身事内”的角色，助力了梅县足球的持续发展。足球运动在梅县的开展，也反映了近代国家权力和影响的下渗。
最后，梅县成为中国“足球之乡”的近代历程，反映了西式体育运动如何与中国地方社会发生关系，并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衍生出新的演变路径。足球运动在梅县落地生根的过程，折射出“小地方”经历“大巨变”的“全球在地化”历史。足球成为地方社会了解和认识外部世界的窗口，也提供了地方社会表达思考、寻找出路的渠道。
梅县地方精英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变革浪潮中，将足球作为确立地域和族群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工具，为其赋予了彰显自我认同、弘扬地域文化和重塑族群精神的意义。在体育运动发展与地域文化/族群身份构建逐渐结合的背景之下，足球也在梅县最终发展为一项官、商、民协力支持的社会事业，演变为一种横跨政治、教育与娱乐的大众文化。参与足球运动成为近代梅县人重要的集体性经历。县域之外更广阔的体育竞赛机制的构建，为梅县人提供了一个个文化形象和族群身份展示的平台。
以一个整体形象出现的“梅县足球”，成为地方社会的黏合剂，并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中不断为地域和族群文化注入新的内涵。出现在不同时空情境下的梅县足球，表达了梅县人对于乡土、族群、省籍和国家等多个层次的政治与文化认同。以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等多种形式呈现的梅县足球，体现了梅县人以及广东客家人日渐明晰的地域观念和族群意识，折射出地方社会在省域、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寻求自身定位的努力。